诗与词之辨别

此中所指之“诗”乃是以诗经为源头的流变。但此中所指“词”并非是指启于唐盛于宋的曲子词，而是类似于“诗”的文体。其以五言句为主流，亦常见七言句。格式整齐划一，但亦有少数变体词，夹杂长短句，但仍是以五言或七言为主体。

“诗”按元稹的说法是“属事而作”“选词以配乐”，“曲子词”则是“由乐以定词” 即“依调填词”。而我们所论的“词”因与“诗”同源流，故亦为“选词以配乐”。南宋之后称“词”为“诗余”。我以为所谓“诗余”顾名思义，本应是指“选词以配乐”的“词”，后来流俗为“由乐以定词”的曲子词之别称。

子曰“诗三百皆可弦歌之”，汉乐府诗亦是如此。所有的诗，皆是歌词，故诗歌一体。之后的年代诗与乐不断地分离，至唐代，则有可歌之诗与不可歌之诗的分别。故元稹云“选词以配乐”，也就是说，并非所有的诗皆可配乐，唯有符合乐语的诗可以配乐。

但是，我们却因不善音律，亦因唐代与后世之诗皆尊以四声或平仄，难免失去乐感。因此我们难以辨别何为可歌之诗，何为不可歌之诗。所以，也无法以此判断何者为诗，何者为词。

大多数的词，究其格律，并不符合唐代兴盛的格律诗，即不讲究粘对替规则，句数少则四句，多则几十句，前后句也不一定要求偶句。但也有完全符合唐代格律诗的格律，比如宋之问的《范阳王挽词二首》。

大多数的词极其象古体诗，或可以此猜测“词”更多地延续了汉乐府诗歌合一的基因。但仍不能以此作为标准来判断诗与词。

诗有古体诗、格律诗，词则与之相应，两者在形式上看不出区别。但既然分说诗与词，则说明两者必有不同之处。

以诗经为源头的“诗”，必然继承“诗言志”的宗旨。汉代以后，诗的作者从君子、国子、胄子延伸到“士”，亦因此诗不仅言志，也言情。我们统称为“情志”，历史上“言志”一说在魏晋时期也过渡到“明志”一说，但此中的“志”就是指“情志”。

凡言志之诗，诗中必然“有我”，或是物我合一。但“明志”之诗却不能撕裂情与志。因此，我们仍然不能以言志、言情来区分诗与词。细思之，两者的区别只能在于内容。

但检索一些词作，发现大多“无我”而“言他”，比如挽词、墓词、春词、祝词、步虚词、昭君词，皆是“言他”。

显然，这一发现，可以支持一个判别标准，可以用其来区分诗与词。

就唐诗而言，大多数称之为诗的作品并不在题目中显现“诗”这个字，也不出现五律、七律这样的体裁名。而大多题目中称之为“词”的作品，显然就是“词”。但反之，却不能因题目中不以“词”命名，就否定该作品就不是“词”，

诗与词的确很容易混淆，故合称“诗词”。诗词的内容永远是高于一切的，以内容判断格体是唯一的法则。而“有我”“言他”是判断诗、词格体最明显的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