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记得那些过去的----------6

八三年临近过年的十天半月里，有一天晚上，入睡的时候，坐在床沿边的爸爸撩起衣服对我说，在肋骨尾部侧腹的地方，用手按时有一个核桃大的硬物，用一些力度摁也没有疼痛感。已经二十岁的我，站在爸爸床前，望着爸爸布满皱纹的国字脸，那每一条长长短短，深深浅浅的纹路，都蚀刻着爸爸一生凄风苦雨，艰难悲凉，劳苦沧桑。

我知道爸爸一定患上了大病，可我不能说出来，不能太过表露情绪，我靠着爸爸弯膝蹲下来，用手轻轻的抚摸爸爸的侧腹部，手指肚感觉得到有一个突出的硬物，爸爸一脸疑惑的望着我，慢慢说，是什么病吧 ？

我安慰着说，不疼就不是什么大病，过年了，过了年我们去医院看。帮爸爸盖好被子，让爸爸睡下，我来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书桌上边的灯，在抽屉里拿出日记本，从十一二岁开始，我就晚晚写起了日记，现在要细细记录爸爸病的时间和以后的日子。

正月初五，当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里，我和爸爸来到镇医院，找到卫连杰医生，卫医生高高瘦瘦，不到五十岁，面相清奇，门诊里卫医生坐在诊台后，一个个的给病人诊脉，写药方。到我爸爸时，他让爸爸躺在一张诊床上，用手推按着探查病情，又在肋骨上敲敲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没有开药方，只说了一句话，你明天去郑州省人民医院看看，检查一下是什么病。

卫医生的态度印证了我想地，爸爸的病是一个大问题。说真地，没有什么事很少去郑州，看山多了，走山山水水，过村村寨寨的不是难事，可在城里对着一样的街道，相似的高楼，真的不认识路，爱去恐去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是爸爸的病，让我们要去郑州的时间里内心忐忑。

初六的早晨，寒风无孔不入，天空的星星因为冷，不停的在抖动中眨着眼睛，我和爸爸起床洗漱后，带好门，来到镇府大院，院内停着一部四十几个位置的汽车，车门开了一边，车顶有两盏小小的灯泡，光像手电筒一样，车座位上有三五个没有睡醒的旅客，不知道是冷，还是灯的黄色，我和爸爸上车看到的满车阴气。

六点五十分，车里已经坐了二十几位旅客，司机和售票员才来到，我和爸爸买了两张两元到郑州车票，车灯亮了，在夜色里射出远远的光柱。到郑州要两个小时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天已经大亮，朝阳从东方慢慢升起，路两边绿油油的麦苗长势好喜人，可是在麦地里，常常看到坟头，和坟头上那花花绿绿的花圈，其他人看到的感觉，和我看到的感受可能一点都不一样，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血流。

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附属二院的二楼，医生给我爸爸做了检查，开了一张等候检查结果的纸条，就让我们回来了。当天回来后，我就带着爸爸轻松的过起年，因为等着看病，我和爸爸心里这些天不知道年是什么。

正月十一的那一天下午，爸爸带着我来到一个在镇上开化工厂生产矾的朋友家里，在院子里有一个女孩子在洗衣盆的搓衣板上洗衣服，二十岁左右，看起来干净端正，女孩子看到了我，继续手里的活，爸爸和朋友坐在一起，我站在爸爸身边，朋友笑笑说，这个女孩子给我做老婆，但有一件事要说清楚，她是和一个男人有过来往，现在没有脸面回家，急着找一个人嫁出去，爸爸看着我，我懂爸爸的心思，虽然我孝顺，可这件事我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

初中毕业时，照相馆的阿姨把我的毕业相片洗了很多张，压在照相馆台面的玻璃下，没有告诉我，是照相馆的同学说给我。高中毕业时，洗相片的胖阿姨对着我开心地笑着说，你的相片我洗多了几张，要在台面玻璃里放放，可以吗，那时的我常常害羞。对于这个女孩，我没有随爸爸的心意，也不想知道女孩以后怎样过去嫁人的难关。

过了正月十五，一个下午，我和爸爸在戏院看杨家将的戏，刚刚看到穆桂英打了杨宗保一个耳光，身后有人在叫爸爸，说附属二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们镇上有人在郑州税务局上班，爸爸托他拿了医院的诊断结果，医生告诉他要我们赶快去医院看病。